12月15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新书发布暨探索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高层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
12月15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新书发布暨探索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高层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团队编撰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是继2013、2015、2018、2020年版之后的第五本专著，共编制了1978—2022年连续45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充分体现出国家资产负债表在宏观经济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作者之一、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表示，本书从存量视角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伟大变迁，并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和方法；同时，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供了厚实的“家底”支撑。
四点重要发现
张晓晶在会上介绍了本书四点重要发现：一是财富积累展现出中国存量赶超的非凡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财富呈现历史性跃升，社会净财富由1978年的21万亿元上升到2022年的773.9万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14.4%。中美财富比较显示，2008年以来，中国的存量（财富）赶超明显快于流量（GDP）赶超。未来看，随着GDP增速趋缓，中国的存量赶超也将放慢，需要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实现持续赶超，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二是宏观财富分配展现出“藏富于民”的总体态势。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财富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居民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13.0%，到2000年首次超过50%，再到2022年的62.4%，呈现出“藏富于民”的宏观分配总体格局。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净资产由1978年的1.4万亿元上升到2022年的290万亿元，其中国有股权占比由1978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50%左右。中国政府部门财富在全社会财富中的占比，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是一个逐步回落的过程，但2022年仍超过三分之一，这既反映了我国制度性优势——更好地应对风险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意味着未来的宏观财富分配存在着优化提升空间。
三是中国资产积累与负债积累呈现同步特征，但在未来也可能出现分离。一方面，1978—2022年中国总资产和总负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5%和15.9%，体现出资产与负债扩张的同步性。虽然负债增速略高于资产增速，但总资产远远大于总负债，从而最终保有较大规模的净资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中国资产与负债扩张也可能出现分离。“同步”意味着负债积累的同时有相应的资产积累，因此不必过于担心债务风险；“分离”则意味着传统发展模式到了转型的时候，大量负债积累可能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因而并不对应着资产形成，或将导致债务风险加大。为此，需要建立起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四是从资产负债表视角看房地产财富的长期演进规律，促进中国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根据长时段的各国资产负债表数据，自18世纪以来，房地产（房产+地产）价值占社会净资产的比重大体处于攀升态势，二战以来尤甚。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房地产价值占社会净资产比重基本在5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国还不到40％，就长时间而言，中国房地产价值占社会净财富的比重还有上升空间；再考虑到数字技术革命与人工智能发展对土地与房地产价值的重估效应，从更长时间段来看，要抛弃房地产一片悲观的论调。
从国家资产负债表角度探索宏观政策存量管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充分体现出国家资产负债表在宏观经济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张晓晶表示，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意味着政策制定要更多考虑存量管理。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家底变得非常厚实；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这意味着，当前我们正处于需要重视存量管理的阶段”。
张晓晶进一步解释，过去宏观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对GDP等增量指标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变量也会对存量（如资本积累、公共债务等）产生长期影响。有时，政策变化于增量而言影响甚微，但对存量却有较大影响。因此，政策出台要基于存量与增量的辩证关系进行综合考量。
“比如下调利率短期看对刺激需求收效不大，但对于减少利息负担，保证债务的可持续性却大有帮助；增发国债会带来赤字率的提升，但考虑到中央政府债务存量占GDP比重较低，赤字率高一点可能并无大碍。”张晓晶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衡量宏观杠杆率的合理指标或许不应是债务与GDP的比例，因为GDP不能充分反映整体一国的整体价值，中国不再是全球市场的因变量，正在成为自变量，衡量宏观杠杆率的合理指标是债务与整体价值的比例。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财政政策仍有加力空间，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具备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条件，投资应着眼于提升整体价值。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也表示，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打破“投资是积累，消费是消耗”的思维定式，当我们和其他国家作比较时，有时会说，其他一些国家的赤字都被用于消费了，我们的赤字都用在搞建设上了；这隐含的意思是搞建设是正面的，消费掉没有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拉长时间看，消费会带来对企业的新需求，从而带来产业创新和发展，以及技术上的更多积累。因此，消费也可能带来积累；相反，如果投资带来亏损，这样的额外投资其实是摧毁了价值，而不是增加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