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私募机构淡水泉投资的一篇文章，关注了离岸外包和企业回流的两种趋势。随着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诸多涉及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使得这一话题再次受到关注。以下内容转载自“淡水泉投资”微信公众号。
从二战结束到2010年代的70多年间，全球经济逐步走向融合，全球化趋势得到充分发展。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将业务转移至成本低、税率低的国家和地区。但近年来，保护主义在一些西方国家兴起，地缘政治局势呈现加剧态势，叠加新冠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让企业回流本土的呼声在一些发达国家日益增加。
“离岸外包”和“企业回流”这两种趋势未来将如何演绎，是很多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设机构发表一篇针对这一问题的框架性报告：《离岸外包、企业回流以及就业的地理分布演变》（Offshoring, Reshoring, and the Evolving Geography of Jobs: A Scoping Paper），梳理了两种趋势的历史、现状，并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更好理解离岸外包与企业回流的未来前景，及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为OECD国家决策者提供参考。
这一报告的数据、观察和讨论，为我们理解OECD国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提供独特的外部视角。
什么是离岸外包
离岸外包指的是制造业或服务业企业将生产经营活动，部分或全部转移到国外的一种经营模式，可以是转移到企业自己的海外分支机构，也可以是通过分包形式转给外部公司。
过去半个多世纪，发达国家企业的离岸外包先后流向了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墨西哥、越南、印度、东欧等地，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的外包。当时消费电子行业的公司开始将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国家及地区。比如，1963年，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率先在香港建立装配厂，这是第一家在亚洲进行组装的半导体公司，工人时薪约25美分，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这一时期，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纷纷成为美国公司外包目的地。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信息技术领域的外包。涉及基本的编程，测试或数据录入等非核心业务。印度成为重要的离岸外包目的地。
第三阶段：2005年到大约2015年间，知识密集、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和工程等核心业务开始外包。同时，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推进使得一些公司的服务业务也开始转向海外。IBM的全球化运营就是代表性的例子。该公司2006年将全球采购中心从纽约搬到了深圳，后台财务业务搬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公司平台的全球支持服务转移到爱尔兰和巴西，研究业务转移到中国、印度和以色列。
第四阶段：2015年后，由于企业所在国的社会情绪反弹或民族主义政策的兴起，离岸外包活动呈现减少态势，一些公司开始将制造业和服务运营重新迁回国内。
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加强了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和回流经营的趋势。
企业为什么要进行离岸外包
降低成本是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在离岸外包浪潮的早期，公司寻求的是降低工资，利用贸易壁垒减少和运输成本下降的优势。比如，80%的德国制造公司认为降低人力成本是外包的决定性因素。同时逃避企业所在国严格的劳动法规所增加的成本，也是企业外包的动机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国内劳动力和技能短缺。欧洲制造业调查数据显示，本国缺乏合格人才、技能是很多公司选择外包的驱动因素。
企业是否要离岸外包，也需要考虑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比如外包地语言和文化障碍会导致沟通困难、效率下降；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近些年，许多离岸外包地的工资上涨、环境保护加强，导致离岸和本国之间的成本差距缩小。
可离岸外包的工作具备哪些特征
尽管不同阶段的离岸外包有不同的内容，但总体上，最容易被外包的工作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1）没有或很少有“面对面”互动的需要；
2）高度使用信息，以及通信技术技能的工作；
3）对产品目标市场的文化或社会认知要求低的工作。
最初，离岸外包更多出现在低技术行业，但逐渐开始向中高技术行业转移，特别是在软件、计算机服务等行业。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疫情之后远程工作的兴起，增强了高技能工作的可外包性。这是当前离岸外包的一个新趋势：即相对熟练、高收入、技能密集的工作最容易外包。
未来：数字离岸外包
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工作比例的大幅上升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会推动新一波的外包——数字化离岸外包，或虚拟离岸外包。2022年1月，疫情爆发的两年后，美国59%的可以在家完成工作的员工仍在远程工作。2023年6月，20–64岁工作人群中的28%的带薪工作日是在家完成的，这一比例相当于2019年的四倍。就像报告指出的那样，“如果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完成你的工作，那么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如果它可以在家完成，它是否可以在国外完成呢？”
一项针对美国企业人力资源高管的调查发现，愿意在全球范围内雇佣完全远程工作的企业的份额从疫情前的5%增加到2020年9月的10%。7.3%的美国高级经理表示，由于远程工作，他们正在将更多工作转移到国外。远程工作使企业能够利用全球人力资源。
离岸外包对本国劳动市场的影响
外包对本国就业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外包的直接负面影响是用外国工人替代国内工人。其次，外包可以带来间接的积极影响——公司由于生产率提高和成本节约而使得业务扩张，可能会雇佣更多工人。第三，公司的业务扩张会创造额外的经济增长，个人也可能受益于更高的收入，反过来又能刺激需求，导致就业增长。
要评估离岸外包对就业的整体影响，取决于哪种影响占主导地位，但要衡量不同的影响通常很难，原因在于间接的积极效应不那么明显可见，也不那么直接。报告认为，一些社会公众对外包的长篇大论及恐惧，与实际上相对较少的工作流失是不成比例的，外包的积极间接就业效应是被低估了的。
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外包对总体就业的影响是相对较轻的。即使是从直接就业影响（外国工人替代国内工人）角度看，外包导致工作流失也只占OECD国家就业减少量的一小部分，远远小于企业破产、关闭和重组带来的就业损失。日本庆应大学针对1995-2016年日本制造业就业状况进行的研究显示，离岸外包企业对本国同一地区的非外包企业的就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另有研究显示了外包的间接积极溢出效应。2020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低成本商品出口使美国制造公司更具竞争力，并使非制造业就业出现增长，而这一增长远远超过了制造业的就业流失。
“企业回流”的背后原因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期，被称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的“黄金年代“，也是在这段时期，关于离岸外包导致本国就业流失等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议题。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的态势不断加强。
事实上，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把制造业回归本土作为经济政策的关键部分。奥巴马政府推行了“再工业化”计划，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推出了“制造业回归美国”计划，拜登政府则提出“制造业复兴政策”。2024年11月5日，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其竞选承诺之一是，“停止外包，让美国成为制造业超级大国”。
疫情期间暴露出来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以及地缘局势的紧张，促使一些离岸外包企业思考“企业回流“的问题。
从企业层面上，影响“企业回流”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当初选择外包的条件已经改变：比如，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了墨西哥，对于美国公司而言，中国不再被视为廉价的制造中心。
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使得一些公司在本国生产的成本并不明显高于海外，这是回流决策的重要因素。
回到本国可以缩短交货时间，增加灵活性。同时与研发和生产场所保持近距离，便于获得技能和知识。
一些企业回流本国，并不是因为当初外包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当前有了新的战略目标，比如基于客户更偏好本国制造的考量，进行业务调整。
报告提出，全球化趋势直到疫情前，并没有明显的逆转。疫情爆发以及随后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公司担心供应链中断，这一因素是近期企业回流的关键动机。
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Kearney）2013年编制了科尔尼企业回流指数，跟踪制造业从亚洲低成本国家回流美国的状况。这一指数跟踪显示，2022年是美国国内制造业增长首次超过亚洲低成本国家进口增长的一年，指数正增长到零以上。墨西哥在美国制造业进口市场的份额增大，表明近岸外包也在增长。
制造业的回流障碍大于服务业
在讨论企业回流的语境下，更多被讨论的对象是制造业企业。实际上过去二十年中，发达经济体向低成本国家外包的业务中，有很多来IT服务、呼叫中心、数据处理、金融服务、内容创意等服务业务。制造业由于资本密集度高、供应链复杂性大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企业的迁移难度高于服务业的回流。
制造业需要大量资金投资机械、设施及技术，服务业企业对设施的投资相对较小，更容易搬迁。
制造业涉及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组件来自不同国家，回流可能会破坏已有网络，增加成本及物流压力。服务企业不必依赖于实物商品和复杂的物流。
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历来需要更多劳动力，发达国家有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不足，也会阻碍制造业回岸的努力。
回流对国内劳动市场的影响
尽管有观点认为，企业回流可能会带回一些优质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回流对本国就业状况的影响可能不大，一部分原因是回流的规模仍然有限，另一部分原因是，回流的业务中，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涉及的就业数量并不多。
其他分析师认为，尽管制造业回流的做法为预防供应链的中断提供了保险，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代价是巨大的。2022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企业回流、友岸生产带来不同阵营国家的贸易成本上升，最终可能导致实际GDP损失高达全球GDP的4.6%。
经合组织国家的政策应对
从1990年代轰轰烈烈的全球化，到近几年“脱钩”、“断链”声音的出现，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企业外包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根据这份报告的说法，过去几十年，经合组织国家防止企业向外转移业务的政策并不常见。“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措施违反了国际条约，同时也是因为不外包的经济成本可能大于外包的成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合组织的政策建议是，为离岸外包活动提供适当的商业环境，缓解工人在不同工作之间的过渡障碍（为受影响的工人提供更高技能工作的培训），控制国内经济出现的不平等状况，增强国家吸引力以促进创新和高附加值活动。
但近几年，美国等国的政策叙事转向了“企业回流”。在一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这些国家明确表示希望将生产迁回国内。例如，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美国政府向生产呼吸机和药物的美国公司提供贷款，用以建立关键商品的供应链。半导体是美国等国希望产业回流的另一个领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回流还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电子和汽车等产业。
报告称，在大多数OECD国家，明确促进产业回流的政策很少见。日本和韩国是两个显著的例外。由于疫情加大了对供应链弹性的担忧，以及中美关系紧张程度的加剧，这两个国家都试图转移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在大多数OECD国家观察到的政策变化，与其说是指向产业回流，不如说是指向再工业化。法国在2020年启动的“复苏计划”是为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后果而进行的，希望通过在各个领域进行重大投资和改革来振兴法国经济。欧盟委员会也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欧洲价值链的发展。
美国一直希望重振制造业，采取的措施包括补贴、激励措施、反倾销政策、非关税壁垒和提高关税，以及制订产业政策，促进智能化、自动化。2021年6月美国通过了《创新与竞争法案》，为技术和制造以及基础研究分配了2500亿美元，2022年的《美国竞争法案》扩大了对科学、研发和技术的支持金额和范围。
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发展智能化、自动化，希望这将有助于削弱中国在劳动力上的竞争优势。美国对人工智能公司的资金支持经历了大幅增长——从2011年的2.82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65亿美元。
全球化未来的挑战
关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司回流的决策，存在不同意见。政府政策通常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反映，企业也会对这些变化做出应对，两者可能很难区分开来。一些人认为，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制度和政治层面，比如，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机制陷入困境，美欧国家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冲突的演进，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些因素将对全球化及全球价值链的未来产生影响。但也有其他人对政府影响公司的能力提出质疑，认为到目前为止，政策在企业回流的决策中不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可能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只有当企业还有其他回流本国的理由时，政策才更具有吸引力。
一些评论员认为，回流政策在带回工作岗位方面可能作用没有那么大，反而会减缓全球增长、创新和减贫的趋势。经合组织此前曾表示，政府对全球价值链的干预可能造成经济的扭曲，付出高昂代价，同时也没有最大程度减少经济波动和提高国家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这可能导致全球增长受到重大拖累。
本文来源：财经报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