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10日，2024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在京召开，8日当天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4）》（下称“《报告》”），本年度报告聚焦“普惠金融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报告》认为，普惠金融政策目标的协调存在“不可能三角”，即提高普惠群体信贷可得性、降低风险与综合融资成本下降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且成本与不良率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要正确处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要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完善融资担保、信用信息共享等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11月8日—10日，2024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在京召开，8日当天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4）》（下称“《报告》”），本年度报告聚焦“普惠金融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报告》认为，普惠金融政策目标的协调存在“不可能三角”，即提高普惠群体信贷可得性、降低风险与综合融资成本下降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且成本与不良率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要正确处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要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完善融资担保、信用信息共享等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普惠金融政策目标的“不可能三角”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部执行主任胡熙表示，对金融机构来说，服务普惠金融群体的成本相对较高，主要包含运营成本、风险损失、资金成本三部分成本；同时，对市场而言，边际成本要与边际收益相匹配，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即便金融机构不挣一分钱的情况下，边际收益也要等于边际成本，边际成本上升时边际收益也需相应上升，边际收益就反映在利率上。
“假设要提高普惠群体的信贷可得性又要风险可控，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做贷前审查、贷后控制，这势必推升边际成本，也就需要更高的收益。”胡熙称，如果普惠金融既要实现可得性，又要控制风险，还要降低利率，就必须要实现信贷技术的进步，也就是降低边际成本。
不过，《报告》同时强调，成本和不良率之间存在一些负向关系。《报告》选取2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公开数据分析显示，样本机构的成本收入比与普惠金融贷款不良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比如“高成本+低不良”或“低成本+中等不良”组合。
胡熙表示，服务普惠客群时，机构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突出，为了控制风险，需要投入更多成本用于风险审查与监控，这些银行的净息差也相对较高。
政府性融资担保不应过分强调财务可持续
《报告》认为，要正确处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要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其中，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在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和信用信息共享建设方面。
我国基本建成以政府性融资担保为主的体系，但对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财务可持续问题仍有一些争议。《报告》认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不应过分强调财务可持续，因为过分强调可持续性，会让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变得比较保守。从国际经验看，财政资金的持续支持是一种常态，应设置合理的年度财政预算。
市场同样在融资担保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风险审查和防控方面。《报告》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应该发挥市场在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专业优势，采用部分担保的机制，其中设置担保覆盖率尤为关键。例如，智利引入拍卖机制，让市场决定担保覆盖率。
在信用信息共享方面，《报告》认为，政府所能发挥的基础性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广覆盖授信主体，实现基础信用信息的共享；守住数据质量、安全底线，监测信用风险，落实个人信息保护。相比之下，市场的优势是需求驱动，探索新的数据边界、服务模式的边界。
“数据服务商会根据金融机构的需要来探索挖掘可以用来进行风险识别的数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的力量可以帮助扩展信用信息的边界，这对于信用风险的甄别是有帮助的。”胡熙称。
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还应体现在普惠金融的定价和多元生态建设上。《报告》认为，服务普惠群体成本相对较高，成本应该与收益相匹配，要尊重市场规律。在生态建设上，要形成分工明确、各具特色、有序竞争的格局，形成大行与小行、银行与非银机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