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胡敏文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可选项，而是一个必答题。当前，气候变化对全球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愈加显现，践行ESG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将成为中国企业的“时代命题”和“价值共识”。
证券时报记者 胡敏文
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可选项，而是一个必答题。当前，气候变化对全球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愈加显现，践行ESG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将成为中国企业的“时代命题”和“价值共识”。
ESG体系以“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为考量因素，通过调动各方面主体，综合多维度指标，有望成为政府与市场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问题上的重要协同发力点，为企业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和内在驱动力，也为投资提供新的指引。
ESG投资不仅是一种投资策略，更是一种深植于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实践。在经历了最初的概念热之后，ESG投资逐渐回归到理性务实的层面，ESG投资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如何平衡投资者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关切，“双碳”视域下ESG怎样对标与落地，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话题。
为此，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ESG30人论坛成员、绿色金融GF60成员、多家机构绿色金融委员邱慈观。
基于ESG的投资该如何做？
证券时报记者：在“双碳”目标推动下，近年来ESG投资风潮逐渐刮进中国。ESG投资究竟谈论什么？为什么做？又该如何做呢？
邱慈观：ESG投资是高度专业的领域，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一是要有ESG关注，从E（Environmental）、S（Social）和G（Governance）三个维度，积极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关切和期望，但仅有关注并不足以形成投资；二是运用ESG投资策略来选股，这个策略界定是非常明确的，欧美从1970年左右开始界定，历经40年发展形成了7种全球公认的ESG投资策略，最近几年逐渐成为主流；三是ESG数据，ESG投资高度强调数据支持，建立在强大的数据库基础上；四是ESG指标，即KPI，用于衡量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
ESG投资，作用在于引导资金投向国家关切的领域。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的实现面临巨量资金需求，资金缺口亟须社会资金精准介入。根据本土情况明确ESG关注点以后，基金经理再用ESG投资策略去选股，利用可靠的数据、选取合适的绩效考核KPI来评估企业ESG表现，以契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与以收益为核心的传统投资存在明显区别。
证券时报记者：ESG表现好的企业是否能更容易成为基金经理的投资标的呢？ESG将企业传统的股东利益导向转变为利益相关方导向后，纳入了多维度的非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的企业价值该如何评估？如何做到“义利并举”？
邱慈观：挪威主权基金是世界最大主权基金，也是全球ESG投资标杆，奉行严格的“双底线”投资策略，不仅追求经济价值，也追求社会价值。这比单一考虑投资回报率要复杂得多。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同样带有实现国家目标的功能，在这两者之间求取平衡。
非财务指标的企业价值评估是非常难的，这几年非常重视针对企业发展是否符合国家“净零目标”做评估（net-zero alignment evaluation），至今这种评估只能做定性评估，还没法做定量评估，更别说将它纳入企业价值评估。有关企业“净零目标”符合性评估，基金经理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判断，一看企业是否设定了短、中期的碳中和目标，是否有具体可执行的短期任务；二看企业长期碳中和目标的雄心，是否能与国家目标接轨；三看企业的碳排放披露，企业环境信息是否按照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框架去披露；四是看企业的碳排放绩效，碳强度是否在逐渐下降，是否比同行业企业下降得快；五看企业的脱碳路径，采用何种方法脱碳减排；六是资本配置，企业是否在努力开发绿色专利，是否有增加绿色资本支出。而这些基本只能做到定性分析，在目前数据不完善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定量判断。
“义利并举”是一个理想，各方都在努力求取平衡。比如钢铁企业，在炼钢过程中如果要减少碳排放，需要使用绿氢来替代化石燃料，但是目前绿氢成本高昂，尚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因此难以满足企业的市场化竞争需求。暂时只能用一些替代的方法去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例如富氢炼钢，以稳妥的、渐进的方式去推进绿色低碳和超低排放改造。
ESG是追求形式
还是追求实质？
证券时报记者：在ESG理念被逐渐提及和推广的今天，资本市场对ESG有效性的争议也伴随而来，一些企业披露的ESG报告流于形式，存在“漂绿”现象。您怎么看？
邱慈观：严格意义来讲，“漂绿”和形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漂绿”存在明显误导的性质，而企业有时的确会以形式主义来应付政策要求，但未必严重到有刻意误导的动机。企业ESG报告是否流于形式，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以绿色债券为例，当前我国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市场均已位居全球第一。与普通债券相比，绿色债券的发行需要经过严格的评审，持续披露碳排放信息。因此，如果企业想以发绿债来“漂绿”，还要支付披露、审核等各种成本，成本未免太高了。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形式主义现象确实存在，但我国ESG投资还处于发展初期，从无到有、从量到质，需要时间慢慢去改进。
证券时报记者：ESG热度不断攀升，但目前的一个现象是，本土企业的ESG国际评级水平并不高。症结出在哪里？
邱慈观：一是起步晚。国际ESG评级于1983年起始于英国的EIRIS评级公司，1988年美国知名ESG评级公司KLD成立，至今欧美ESG评级已发展了近40年，受评企业对评级内容已相当熟悉了。相对而言，我国ESG发展历程非常短，最近几年才兴起，ESG报告信息披露量和相关实践不足、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都会影响ESG评级。
二是国际ESG评级体系在议题选择和指标设计上，可能更适合国外企业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市场并不能完全适用。而具备中国特色的ESG评级，要想走向国际、得到国际认可，非一日之功。
三是没有去“拼”国际ESG评级，以DJSI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为例，它的世界指数DJSI-World Index从1999年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遴选可持续发展、ESG做得最好的300家企业作为成份股形成指数，到现在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日本、韩国有大量的ESG服务机构，帮助企业提升ESG表现以入选DJSI。而过去我国企业并没有着力做这项工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贸易、寻求跨国投资，不断向优秀企业学习，长此以往，一定能够在ESG评级上取得进步。这是很自然的产业发展趋势。
ESG实践需回应本土关切
证券时报记者：据机构统计，截至2024年6月末，ESG主题基金存续545只，泛ESG主题基金318只，总规模达5166亿元。您如何看待国内ESG基金发展现状？
邱慈观：这些基金大部分是泛ESG的概念，纯ESG基金并没有这么多，国内投资人似乎对ESG缺乏兴趣。我国以散户为主的资本市场结构、利益导向、ESG投资意识不足和相关经验偏少、专业性判断难等问题存在，导致ESG投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坡，ESG基金规模难以做大。
推动ESG投资，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激发社会对ESG投资的兴趣。首要在于明确本土ESG关注点。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日本在引入ESG理念之初，先由政府主导，继而由民众提出本土化的ESG关切，发现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是一个明显的ESG薄弱环节，故而针对性地开发ESG产品。MSCI明晟设计了一只日本女性赋能指数，以鼓励女性职场晋升为关键KPI指标，从500家公司中遴选了215家公司，最终形成一只回应日本本土ESG关切的投资产品，逐渐引导社会氛围的改变。这只基金取得了优异的表现。
证券时报记者：从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来看，ESG实践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邱慈观：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意在促进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一个关键举措是制定全国性转型金融标准。
在国家层面，人民银行正在编制转型金融的界定标准，目前已形成钢铁、建筑建材、农业、煤电行业的转型金融目录初稿，预计今年出台。地方上推进速度更快，上海市、河北省等五地已经出台了我国第一批地方版的转型金融目录和指南。
上海将航空运输业、水上运输业、汽车制造业、有色金属业、石油加工业及化工制造业等六大行业纳入首批上海转型金融目录支持行业，这六大支持行业在上海都具有较强代表性，涵盖本地重点产业、特色产业，回应本土关切。
“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多样化的。